20世纪4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首先提出了植物品种保护。与专利相比,这种保护形式更适用于农业的特性和新植物品种的传播。植物品种保护把某一植物品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保护,同时也保护了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某一品种必须符合新颖、独特、一致性和稳定性方面的要求(所谓的“DUS”标准),才能获得植物品种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与专利相比,植物品种保护包含了一些对育种者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利的豁免:受保护的植物品种可用于实验目的,也可作为开发新植物品种的变异来源(即研究和育种方面的豁免)。农民也可以对受到保护的植物品种进行使用、保存和交换,无须植物育种者授权。根据相关业界的表达方式,这一类豁免属于“农民的特例”或者“农民的特权”。然而表达方式非常重要,各类农业运动强烈主张,保存种子是一种权利,不应归为可能遭到剥夺的“特例”或者“特权”。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豁免权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植物育种者享有的权利逐步接近专利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限定种子保存数量,或把豁免权限定在特定作物种类等。
杰克·克洛彭堡的经典作品《处于首位的种子》(First the Seed,Jack Kloppenburg,1988,2004),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种子和植物育种展开了研究。这部作品激励了整整一代研究人员,包括我自己。克洛彭堡指出,在大部分农业历史中,农民均可自由生产、培育并交易种子。种子具有自我繁衍的特征,对资本积累造成了阻碍。20世纪30年代的农作物杂交技术和80年代的基因工程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引发了变革,对农民保存种子的能力造成了限制,使资本得以在农业资本化过程中克服来自社会和生物学层面的障碍。
实现种子商品化的第一种技术为杂交。杂交选用两种异花授粉的近交系植物。与亲本系植物相比,通过近交系植物培育的作物在大小、生产能力、繁殖能力和产量方面具有优势。奇怪的是,对于这种被称为“杂交优势”的生物学现象的遗传学原理,人们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杂交优势在此后的几代作物中会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农民必须每年重新购买种子。棉花、玉米和水稻适合杂交,而大豆等作物不适合杂交。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杂交是一种不完美的商品化形式。随着植物育种者权利的出现,杂交成为种子产业的产生标志。
促进种子商品化的第二种主要技术为植物基因工程。这种技术脱离了细胞层面,主要集中于分子层面,因而与传统的植物育种存在差别(Krimsky,2019)。基因工程通过重组DNA的方法为活体细胞引入了外源DNA,为克服生物繁殖障碍提供了可能。技术发展在种子商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作用仅限于与知识产权制度变化密切相关的范围(Kloppenburg,2004)。随着基因工程的出现,与专利相关的法律首次将那些作为自然产物的生命形式划分为人类的发明。而排他性植物专利权的扩张进一步刺激了种子专营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合并。
到了今天,农业公司开始脱离种子销售业务,逐步采用一种基于许可费和特许权使用费的商业模式。农民向公司交付技术使用费,“实际上是在种子交易中购买全新的基因”(Charles,2001,152)。通过这种方式,农业公司直接把种子基因授权农民使用。
20世纪80年代,基因工程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促进了生命形式专利的发展。1980年的“戴蒙德诉查克拉巴蒂案”(Diamond v. Chakrabarty)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为生命形式的可专利性提供了法律支持。在案件中,能够代谢原油的基因工程细菌最初申请专利时遭到美国专利局的否决,理由是活体生物不具有专利资格。这种细菌的发明者是通用电气公司微生物学家阿南达·莫汉·查克拉巴蒂(Ananda Mohan Chakrabarty)。查克拉巴蒂提起上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生命形式有可能并非自然产物,而是属于人类的发明。此前,生命形式方面的专利一直被认为对知识产权法律造成了干扰,破坏了专利权制度(Dutfield,2008)。微生物能够申请专利之后,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比如植物)申请专利也就不再遥远。五年后,美国专利局在“希博德案”(Ex parte Hibberd,1895)中裁定植物育种者享有美国专利法的保护。
将专利权扩展到植物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举动,很多灰色地带出现了相当棘手的问题。比如,植物基因能否申请专利,生物技术性状能否作为微生物获取专利,如何区分基因序列与所属植物,等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如果一项发明涉及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体,那么用专利术语来讲,专利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穷竭”?换句话来讲,专利权人会在植物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丧失排他性权利?
希博德案之后的几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均受理了一些在知识产权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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