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解决相关法律纠纷的过程中,德里高等法院最接近其中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基因和植物的可专利性问题。德里高等法院在判决中针对相关生物技术性状(专利申请中描述为核酸序列)是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定》可专利微生物相关要求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这里就回到了《知识产权协定》第27条第3款(b)项措辞模糊的问题,以及在微生物的构成方面缺乏统一定义的问题。专利局和法院曾倾向于回避其中的问题,但高等法院认为,核酸序列无法独立存在,因此不属于微生物;核酸序列渗入植物之后才能发挥作用,而植物本身不具有可专利性。
德里高等法院在处理生物技术专利有关的复杂问题方面可圈可点,但仍然仅仅停留在表象层面。事实上,专利法已经逐渐落后于科学知识的发展步伐。社会科学家已证明,把一种基因还原为一种可分离的化合物,可以为不具有可专利性的内容赋予专利性(McAfee,2003;Calvert and Joly,2011)。不过,过去二十年里的科学进步使这种方法越来越缺乏依据。表观遗传学和后基因组学揭示了基因和蛋白质的复杂表达与调控及其与细胞和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淘汰了早期的基因概念,甚至针对“基因”概念在本体论范畴的意义提出了质疑(Calvert and Joly,2011)。然而在知识领域出现不连续性与断裂现象的情况下,专利法仍然采用了基因的简化概念。如今,知识产权立法应该对这一类科学发展做出评估,并充分考量科学发展对生命形式可专利性所带来的影响。
综上所述,相关案件对《知识产权协定》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在农业领域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并促进了种子和植物可专利性全新法律常识的出现。这种促进作用可能仅仅处于早期阶段(Souza Santos,2002)。不过相关案例可以说明,专利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另外这些案例同样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围绕生物技术作物的知识产权法律纠纷,正在推动那些试图在财产权与个人和集体种子权利之间取得平衡的其他法律解释的发展。在这里,我完全赞同肖比塔·帕塔萨拉蒂(Shobita Parthasarathy,2017)的观点。帕塔萨拉蒂认为,无论跨国公司及其政府在进一步协调知识产权法律方面做出了怎样的持续努力,承担了怎样的压力,只要涉及生命形式,就可能无法实现真正的协调。
农业知识产权格局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我将通过那些会在未来影响知识产权与种子冲突的新趋势来结束这部分内容。其中一个主要趋势在于,各国持续面临着修改国内立法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把植物育种者的权利修改为与专利类似的权利。各国加入1991年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能够加强植物育种者的专有权利,比如把相关权利扩展至收获的农作物产品等。在实践过程中,这种要求使巴西等国出现的特许权使用费系统实现了制度化。另外,根据1991年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一种植物可以同时受到专利与植物育种者权利的保护。在实践层面,这种“双重保护”使专利所授予的广泛保护占据了主导地位,植物育种者权利项下的豁免事项遭到了削弱。这些立法变动将使专利法和植物品种保护法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且有利于后者,同时也将防止出现类似巴西农民工会所发起的法律挑战。
农业领域第一批主要的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即将到期,特别是2014年涵盖抗农达除草剂性状的最后一项基础专利。这一点引发了人们对“后专利时代”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广泛猜测。围绕全新基因编辑技术专利的激烈斗争表明,专利将仍然是相关产业采用新技术并从中获利的重要工具(Egelie et al.,2016;Montenegro de Wit,2020)。基因或基因组编辑(GE)指的是2015年以来广泛用于修改动植物和其他生物遗传物质的一系列技术,其中最常用的是CRISPR Cas9技术。这种技术依靠Cas9酶的特性对外源DNA进行切割,外源DNA组成了细菌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内容。早期的DNA重组技术将某种性状随机插入生物的基因组。与之相比,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在基因组的特定位置对DNA序列进行插入、删除或替换,这种技术能够极大扩展植物专有权利所涉及的范围,通过克服细胞的保护机制提供接触整个基因组的渠道。基因编辑技术还可以扩大可能存在的编辑类型(比如敲除、激活、沉默、改动、增强、删除、插入等),增加农业生态系统中可以通过这项技术进行修改的生物类型,比如动植物、土壤微生物、昆虫等。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所有相关的生物类型都可能适用知识产权制度。因此一部分分析人士认为,需要对植物创新方面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设计,以实现开放性,削弱排他性(Kock,2021)。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