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我们1989年春进入本书写作时考虑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于到底贯彻得如何,是否切实和无滞无碍地做到了上面谈到的系统、深入和一以贯之,说真的,到1991年底书稿修改完后我们仍不乐观,但的确一直是想这么做的。
制度史研究是一门被公认为需要步步为营的学问,却又最忌胶刻,否则就抽掉了制度的魂魄。这就非在材料和观点间来回反复不可。从一开始整理专题资料和论著索引,到写一份完全按朝代排列的初稿,再揉合起来重新拟纲写成本书,我们算是尝尽了其中的滋味。即使有关问题看起来已有把握简化,也容易驾驭,具体表述和安排时仍有大量障碍。古人所谓持笔终日,不落一字,难大概就难在这里。本书有些章节的详略和范畴文字的推敲,最终仍令我们犹豫不已,大半正由此所致。说到底,还是吃得不够透。但在目前,我们除保证其中一字一句皆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因而也可以对之负完全责任外,相关的遗憾,恐怕只好在接受读者的批评中来补偿了。
为保证文气的流畅,本书正文尽量不引原文,证据和有关说明都移到了注中。为在四十万字的篇幅中完成任务,凡须复述大段文献记载之处,尽可能用图表显示。而具体展开分析时,为了用较少字数即给人以制度的动态印象,原则上着重通过秦汉、隋唐、明清三个典型时期,来较充分地阐述其横向运行,又主要以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来稍微跳跃地论其纵向发展。必须指出,本书从体例到内容文字,都充分借鉴了学界以往的成果,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书中一一称引所有影响和帮助过本书写作的先生们;责任编辑陈泽奎、杨马胜曾与我们一起切磋,交流研究心得,提供了许多卓识;在此谨一并致以深忱的感谢和敬意。
最后还须说明的是,作者间是师生关系,因而本书的写作实际上也是一个教学过程。教学相长,在多少次共同的讨论和具体分工中,彼此都为本书作出了无法相互取代的贡献。而在最后署名时把做学生的名字放到老师前面,则出于为师的奖掖,并不能用时下常用的那种第一和第二作者的套套来衡量双方工作的多少。显然,署名或难免有顺序,但愉快和真正的合作,却根本无法用排名先后来表达,因而我们对这种顺序先后都看得很轻,但愿读者也是如此。
作者
1991年12月
于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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