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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三代官僚萌芽状态的推想

当特定社会分工包括政治领域的分工基本明确时,官僚及官僚制度便随之产生。正如其他社会领域一样,在这里并无一条截然的界限,尤其不能排除上述分工清晰化前,就已存在着官僚和官僚制度的某种苗头。在古代中国,大约公元前17世纪至前8世纪的殷周统治体制中,就已包含了这样的历史内容。但那毕竟是十分遥远的时代了,殷商的文献典册,连孔子这位春秋时期的商人后裔也感慨其缺佚难征了,西周的资料相对较多,但官制方面比较靠得住的仍很有限。大体说来,除甲骨文、金文等提供了多有疑义争执的若干片段外,主要就是《尚书》《诗经》《左传》《周礼》《史记》等文献所记及留下的后人回忆。因此,对三代时期并不稳定也无独立存在形态的官僚制苗头,在此只能做些推想式的追溯。

商和周是两个分别起源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古老部族。 [1]据《史记》所载,两者在以尧、舜为领袖的唐、虞联盟时期,就已是其重要成员,并与明确的地域联系在一起。此后,商族和周族都曾臣服于一个以夏族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在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的朝代更替以后,又先后在同样性质的联盟中起过核心作用。 [2]拨开这类传说与史实交织在一起的迷雾,所谓夏、商、周朝,实质都是以某个地区的主导部族为核心,由其他地区的若干个部族组成的政治联盟。这种联盟与原始末期部落联盟的最大区别,无非是原来支配其内、外部秩序的血缘和军事民主制关系,蜕变成了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将之看作酋邦,还是视为方国之联盟,这都是中国国家形成道路的核心内容。 [3]

因此,夏、商、周三代的基本政治结构,在宏观上都是从部落联盟、部落、氏族等原始时期所自然形成的组织序列中蜕变而来的;在微观上,其内部的控制,也不外是各共同体原始管理秩序发生转折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国家的第一批公职人员,似乎是通过两种方式产生的。一是通过分封,从天子到诸侯,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封主,各自统治与一块确定地域联系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这些封主通过封赐和受封的方式,承担了特定统治权力和责任,从而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一是由于一人无法独自为治,从天子到诸侯的各级封主往往又须以某种任命,组织一些人帮助自己处理公务,这就形成了另一类公职人员。 [4]

但前一种方式,封赐和受封,最早只是给某些显贵家族世有其土的现状,打上了国家这一新事物的烙印,天子和诸侯通过这一方式明确了他们共享和瓜分全国统治权的既定事实。因而除少数例外,当时的分封是天子几乎一次性把特定区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授予了诸侯,听任他们按自己的习惯——或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世世代代拥有和行使这些权力。而朝觐、述职、助祭、征发之类,与其说是夏、商、周核心地区的统治部族常有能力压服反叛诸侯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基于某种共同生存方式而特具需要和凝聚力的结果。他们正是借此把自己与蛮、夷、戎、狄区分开来,从而显示其高自标举的整体性。从文献记载常以诸侯叛之或归之作为衡量各代治乱兴衰的标志来看, [5]朝觐、述职之类,在当时实在只是天子与诸侯间一些不太靠得住的纽带,征发则应限于特定主从关系和场合。由此看来,这类公职离官僚还有着遥远距离,因为从天子到诸侯所管辖的区域,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的私产。后来有两句著名的话说明了这一状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6]

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另一种方式产生,帮助天子或诸侯处理公务的人们,其处理之务自然大都限于畿内或都内,即经过各种封赐后保留下来的天子或诸侯本族之事或他们的家务。不难想象,如果当时确实存在着某些全国性的事务,那也会由他们来兼任。这种合家务与国务于一体的状态,在官僚制度确立以后的部分官僚如秦汉的诸卿那里,还可以看到。在后世的回忆和文献记载中,这种与处理具体事务相连的公职,在尧舜时期便已通过司空、司徒等官名表现出来了。但在传统共同体职能尚很显著时,大量事务在各共同体内部已可处理完毕,畿内或某些全国性公共事务即便已经出现,也往往是临时性的。因此,与以封主形式出现的公职相比,这类公职通常都不稳定,基本上都随人、随事、随时而设,是由天子或诸侯随机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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