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形式,即官僚代理、兼任或正式出任某个职务的方式。历代在这方面均相当讲究,诸如试、守、兼、真、假、领、行、摄等,极为丰富。对朝廷来说,继官僚选拔和任用的一应程序之后,灵活运用多种任职形式来做人事安排或调度,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管理,简化问题,适应需要,更可为皇帝对各行政过程和各机构形态的干预提供有力的杠杆。在此前提下,如何运用各种任职形式的问题,一方面确有若干法令和成例,另一方面则总是灵活和变通有余,历代在这方面形成的一些制度,鲜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脉络可循。
需要指出的是,朝廷统一任命的官员有各种任职形式,各级长官自署的吏员也相似,汉简中即多有小吏“兼”、“行”或“守”某职务之例。(1)但随着吏员身份的卑微化,至唐已禁止其判署文书,明代已严格禁止其“挪移管事”, [1]其任职形式也就萎缩了。以下将集中围绕官员来考察几种重要的任职形式。
秦朝已有官员试守之法。 [2]汉代“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 [3]尽管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当时相当一部分官职的任用,的确是先称“守”或“试守”,经一年称职后才转正“为真”的。 [4]
但汉代作为任用形式的“守”,还有比一般所谓“试用”更多的含义。西汉郡守常遣亲信僚属至属县代行其令、长、尉之职,即称“守令”“守长”“守尉”等。 [5]各种秩次较低的官员上兼较高职务时,通常也称为“守”。 [6]再者,当时不仅“守”或“试守”者有待“为真”,其他如“行”“假”等兼理和暂代性的任职也可以转“真”。 [7]看来,汉代任职形式中的“守”或“试守”,除指官员初任先行试用外,也广泛地在地位较低者暂理或兼理较高职务时运用,而“试守一岁乃为真”的制度,很可能是由之发展出来的。同样,汉代的“为真”,除指守职试用者转正外,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了各种代理或兼理职务的转正。必须指出的是,后世对汉代试守为真之制的发展,似乎主要是在这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而“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却一直未能普遍推广和持续发展。
魏晋南北朝大体继承了试守为真之制,其实例基本上都属于低阶上兼,看不出还有多少满岁即真的试用之义。 [8]到唐初以后,所谓“正授”(亦称“真授”“正拜”“真拜”),除指直接正式任职外,已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临时性、代理性和超编职务的转正。武后以来纷纷涌现的“试”“摄”“判”“知”“检校”“员外”“里行”等任职形式,有些虽仍含有些许试用性质,实际用意和作用已远远不止于此。如“试”,武周以来主要是将之当作超编授职的手段来运用的; [9]“守”基本上均为正授,太宗时用以表明官员散阶低于其所任职事官级别,高宗以来似又寓有一定的试用之意。 [10]唐代试职和正授的这种扩展变化,在晚唐至宋形形色色的职事差遣方式中达到了顶峰。 [11]宋初以来释褐入仕任州县幕职带校书郎、大理司直、评事等衔,称试衔,依稀仍遗试用之义。 [12]到宋神宗元丰改制时,参照唐制定“守”“试”为被任用者职事官高于寄禄官一品或二品之称。 [13]此外,宋初以来权知或暂领某职多称“摄”,其法屡经调整行至南宋,可依法积考转为正官。 [14]自后,以粗放质简著称的元制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直至明清才重建了官员初任先行试用的制度。
明代官员试用之制主要用于京官。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初入仕即任京官者,或地方官非因保荐、特旨、朝觐等,而是按常规升转为京官者,皆须先试用一年,称“试”或“署”。 [15]若届时被考核为“不称职”,便须“降调”,堪用者方予实授,给予正式诰命或敕命即委任状。 [16]这种为期一年的试用制度,以后又发生了变化。英宗天顺元年(1457),命京官履职未满规定期限而升郎中、寺正等官者,亦先称“署”,待积累了必要年劳(或三年,或六年,或九年)且考核合格后,才能实授。到神宗万历年间,除监察御史和中书舍人尚有分别试职1~3年之制,员外郎署郎中,主事署郎中、员外郎,仍须分经3~6年考满实授外,对其余京官来说,以往那种试用一年再考核实授的制度,已不再实行而成了具文。 [17]
清初又重新制定了试用制度,不论京官、外官,初任多先“署”或“试署”,称“试俸”,顺治十七年(1660)规定外官署职试用期为两年,有“实政”者方由督抚具题,部覆实授。 [18]乾隆时又定京、外各职试俸两年至三年不等,“年满始得升转”。 [19]不过清代“署”或“试署”之义也不只是试用,而是还有临时委署、离任交代署职、额外署职等意味, [20]这又与唐代任用试摄官有些类似了。清代还有“学习行走”等形式,用于资历低浅者初任某些职务,或暂在某些重要部门供事等情况。但此类职务往往都不待转正即可迁调,只有较含糊的试用意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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