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和官僚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两个范畴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狭窄。
中国古籍里很早就有官僚一词,如《国语·鲁语下》载:“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1]一般认为,官僚即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但这远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中外历史及现代民族志调查已经表明,早期国家无非是原始部族秩序蜕变的结果。早期所谓公职人员,一般都难以保持一种稳定和独立的形态。当第一批部族首领转变为国家统治者时,在很长时期中,他们往往只在此时此地担任公职,而在大多数场合,则可能是一个通晓天地间之事的巫觋,是熟谙制陶工艺的匠人及引水耕耘的一把好手,或者是一个骁勇的猎手和机智的渔人。 [2]
官、民相对,早期国家如希腊城邦国家中,部族会议仍在发挥强劲作用。 [3]当部族全体成员决定是否出征邻族或放逐一个首领时,他们不仅切实而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务,实际上也的确担任着一项明确的公职。与值得憧憬的过去相比,使他们发出感慨的,无非是现在这种会议越来越少并被架空,首领们通常也比过去更为跋扈和更起决定作用了而已。显然,当原始部族蜕变为国家时,大量经常性事务在原来的部族组织架构中都已处理完毕,只有那些为原先共同体躯壳无法包容的事务,才需要由刚刚出现的具有强制性质的公共权力,也就是由具有新面目的统治机器来加以处理和贯彻。 [4]不可否认,凡在这种需要强制性公共权力干预的领域还较小较稀,这种权力的行使还带有浓厚原始遗风的阶段,所谓国家公职人员,是难以也不可能以一种稳定而独立的形态出现的。换言之,如果说官僚是担负国家公职的人员,那么,在国家出现以后很长时期内,这类人员实际上一直保持着“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状态。此时其管理制度,如果可以称为官僚制度的话,自然也不可能是独立和系统的。因此,官僚的出现,总是与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国家公务和其他社会事务呈现清晰界限,从而终于可以将之区分为二的状态相关联。正其如此,所谓官僚,也就必须是那种稳定而经常性地担负国家公职的人员。在逻辑和历史两方面,这都是官僚出现的基本社会条件和官僚的基本内涵。
再来看一个习见的事实。古代的君主、皇帝之类,尽管也担负着国家公职,却显然不能将之纳入官僚的行列。即便是封土制下的各级贵族,只有在某种特定场合和意义上,亦即当他们在上级诸侯或天子身边从事某种具体公职时,我们才可名之为天子或某国的官僚。但在他们自己的封土之内,其显然就是封主或君主。这个事实后面蕴含着一个界定官僚的基本原理:只有那些在主权者之下行使具体管理职能的人员才是官僚。因而官僚的产生及其本质特征,又是与统治权的分化状态连在一起的。 [5]
在早期国家中,原来的部族结构虽已部分蜕变为强制性公共权力,但原始秩序混沌未凿的状态却未有根本的改变,各种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支配和管理,通常都浑然一体。政治权力结构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呈现出大大小小的“君主”松散地臣服于一个最高君主的画面,中国的三代分封时期即其典型。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的希腊半岛上,各城邦国家分别臣属于雅典或斯巴达的状态,同样呈现了这样一种场景。 [6]引人注目的是,即便不是早期国家,如西欧在野蛮人侵入罗马帝国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中,这一点同样如此。 [7]看来,当统治与具体治理、政治与行政尚未分化,主权与管理权浑然一体,凡在那些众建诸侯,以内、外部分封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领域的支配和管理高度一体化为基本统治秩序的国度里,所谓国家公职人员,一般都难以摆脱“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性质。而此时此地,即或出现了行使某种具体管理职能的官僚,恐怕也不过是少量和非常态现象,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专门对之进行人事管理的制度。
由此可见,所谓官僚不仅是社会分工发展,国家公务和其他社会事务分工明确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在此基础上社会政治领域的诸多事态发生分化,政治主权与具体管理权得到明确区分的产物。官僚的特征,不仅在于其经常性地担负国家公职,还在于其稳定担负的仅仅是那些行使具体管理职能的公职。 [8]官僚并不是政治主权的所有者,而只是具体的管理者,这应当是官僚的本质特征。
因此,只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当主权者有可能在不改变主权性质,亦即不改变最高统治者的实际统治状态的前提下,把统治过程的各项具体管理职能经常和稳定地分配给一部分人行使时,官僚才会出现并呈现某种集团或阶层式的存在。而官僚制度,在其本来意义上,一方面指的是这种主权与管理权相对分离并由主权支配着管理权的状态;另一方面它又指主权者为保障和贯彻这种状态所制定的,从官僚选用到罢免的一系列人事管理制度。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前者又借后者而体现。官僚制度的这两个含义是相互渗透和相辅相成的,其实质是组建特定政体结构的重要机制和这种政体的核心内容之一。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