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中外古代官僚制度固然都是特定社会分工及集权政体的产物和表现,但导致这种社会分工和集权政体的基础,及官僚制度本身的发展形态却往往有着极大差别。13世纪以后,欧洲各民族国家政治统治权与地权、教权的分离,明显带有被市民社会催化的性质。从那些渡口和集镇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城市及其市民阶层,是一股从中世纪传统中产生又与中世纪格格不入的社会力量。当时欧洲各国的集权政体和官僚制度,正是他们针对传统僧侣和贵族城堡,与专制君主结成短暂联盟的结果。故这一联盟从产生伊始,就已预示了深刻矛盾和进一步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趋势。 [17]而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确立的中国古代集权政体及其官僚制度,却是在农耕经济格局下,生产能力大为提升,生产方式有所改变,社会流动和地权转移不断加快的产物。中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尽管在当时社会大变动中体现了某种与宗法贵族不同的特点,并且适应社会形态转折发展的大势,拥戴或组建了因社会流动和地权转移加速而须集中行使的政治统治权,却始终都是农耕宗法传统的忠实代表。即便是在他们对旧制表现出较多异端的早期发展中,也已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逻辑的坚定信奉者了。
显然,把中国集权体制与官僚制度借以形成的社会条件,与处于近代化前夜的欧洲各国相比,其差距真不可以道里相计。事实表明,由中国早期地主阶级创立的集权官僚体制,揭开的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专制统治秩序的新纪元。在这里,时代和社会不断变迁,朝代更替相当频繁,制度的演进亦多曲折,新的舞台、脚本、角色所演出的,却一直都是专制皇权统治层出不穷的大戏,也为后人提供了黑暗、光明与灰色多个谱系的成败得失。迨至近代,少数志士仁人一力掀起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艰苦卓绝地开新推进包括文官制度在内的诸多历史进程,但舞台、背景虽有所变而根基未动,其蹒跚而沉滞的脚步,难道不正在人们意料之中吗? [18]时至今日,当我们渴望从西方和自己的传统中获取营养,以帮助完成改造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时,当我们依据西方文官制度的示例,再加上自己浩瀚文献中的经验教训,从事现代公务员制度建设时,却总是发现其中所谓的精华,并不像化学物质那样可提纯萃取,所谓糟粕也总是让人欲罢不能。这正表明任何制度的共性、个性和正反是非,都来自特定社会基础和社会实践,如果一个民族不能走出简单模仿阶段,进入实事求是的创造之境,其构塑的便永远只能是拙劣的赝品。而能够通盘总结、思考古今中外成例,更有勇气切实改造自身,则是这个民族走向成功的必由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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