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时期,宗族祭祀活动是相当重要的公务,以宗法制为基本秩序的周朝更是如此。其官制中有关这类事务的官职,理所当然地占有较大比重。在金文和其他文献中可见,天子和诸侯畿内、都内的这类官职,往往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如与宗族事务相关的,有上宗、太宗、宗伯、宗、宗人等;与典籍记注事务相关的,有作册、太史、内史、史、外史、左史、祭史、筮史等;与卜、祝事务相关的,有卜正、卜尹、太卜、卜、卜士、太祝、祝宗、祝史等。倘按《周礼》所示格局推想,这些官职名目多应同时存在,并且形成某种层级和事类分工的结构关系。但更为合理的解释,则是这些官职名目除一部分如史、卜、宗等是同类官职的省称或通称外,大部分都是事同名异,或是因时期、地域、事类等方面差异而导致的异称。因而这些繁多的名目,恰恰反映了一种随时立名的状态,即在存在大致稳定的宗族祭祀事务基础上,相应官职业已出现,但其具体名目和职掌范围却并未稳定下来。
再来看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卿士之职。金文和其他文献表明,这类官职曾在天子畿内或诸侯都内及卿大夫采邑中广泛存在过,(1)并在当时的职官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按战国末年荀子的叙说,司徒知宗族、城郭、立器等事,司马执掌师旅、军械及战马等军事事务,司空负责公共工程,司寇则主刑辟,禁邪止奸。 [20]这种说法与《周礼》所载如出一辙,恐怕只反映了一部分事实。因为从更为直接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些官职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是极其广泛和错综复杂的。如司徒,除与宗族封土相关的事务外,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其曾与司马、司空一起执戈陷阵; [21]直至春秋时期也曾将兵出战,还主持过追禁盗寇,又与司马、司空一起按王命从事锡命典礼。 [22]在金文中,有司徒管理籍田的例子,但也有司空管理籍田的例子。(2)因此,这类官职的职务范围虽一直是后世官制研究者最为头痛也最感兴趣,因而也是解释得最为曲折的问题之一,实情却很简单:这种职务范围相当模糊的状态,并不是记载缺失或文献参差的结果,而恰恰就是事实。
更何况,在各级贵族的一体化统治之下,诸如土地、人民和纠奸、征伐之类的事务,实际上总是混在一起而难分难解。这些官职的职责范围,很可能从来也没有划分得像荀子设想的那么清晰而明确过。正其如此,这类官职是否同时设立,并已成为一种稳定的建制,都很成问题。从《左传》所载春秋之况来看,同一时期,周天子或诸侯往往只设置这类官职中的一个或几个,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官互兼其事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着的。 [23]这应当也是当时这类官职所掌范围模糊不清的原因之一。
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反映这种状态的,是那些虽有某事,却不甚稳定,因而也并不设立相应官职的例子。铭文和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天子命贵族“任某事”,或“司某事”,却没有授予相应官职的情况。春秋早期各国“执政”“秉政”“当国”“听政”的贵族,显然就是后世宰相的直接渊源,但其当时似乎没有固定官名。另外,凡周天子行册命封赐礼时,通常都有人负责导引、赞礼等事,此人似由天子临时指定其上司担任,在金文中时而由宰、时而由诸侯、时而由公族为之。他们都居于天子之右,学界称为“右”或“傧”者,然在西周却并无明确官名。 [24]
看来,由于公务本身还相当混沌,并未产生较细的分工要求,周代许多官职的设置、命名直至职责范围都处于变动不常之中。一方面,由于当时业已出现大量必须由强制性权力处理的事务,一套相应的公职系统已经出现并粗具轮廓,因而当时常用百工、百辟、百僚、百司等词为之统称或泛称;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事务本身的混沌和不稳定,大量官职不能不同时呈现随机性较大的状态。许多官职往往随机设置和变更,有此事方设此官,或此事此时方设此官。
同时,当时还存在着官职随人而变的情况。按由来已久的传统,像师、保、傅这类辅导天子或诸侯的尊贵职位,一般原则是“官不必备,惟其人”, [25]是否任命这类官职,要看有没有德高望重的贤者。再者,即便是同一官称,其地位和权力往往也要取决于担负者的具体条件。如太师,周代最早似乎是专为辅佐文、武王的太公吕尚而设立的。 [26]但从春秋战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是由地位特高的贵族担任,那么太师也就是辅导太子之官,甚至只是歌舞乐师而已。 [27]再如“宰”,通常是指服务于天子、诸侯的近臣,一旦由地位较高的贵族担任,就可称为太宰而与司徒、司马并列;如果是由周公这样的显贵重臣担任太宰,还可进而称冢宰,拥有总制百官的巨大权力。 [28]这种官随人变的状态,似乎已经暗示着一种“人治”传统, [29]并且的确在后世政治与行政中一再得到体现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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