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尧对鲧的任命。当滔天洪水袭来时,设立有关治水的公职显然成了必要,尧便与四岳即诸侯长老商量以鲧为治水人选是否合适。结论是“试不可用而已”, [7]意即先由鲧干着,不行再说。鲧用堵塞的方法治水九年而失败,被代尧出巡的舜杀掉。继而舜又向尧推荐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其父的未竟之业。 [8]这个频频被后人引据的传说,恰好暗示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这种以职能事类区分的公职,一方面是由天子或诸侯随机设立和随时任用的,另一方面,担任这类公职的,却也总是一批特定贵族,而且往往是世有其土的贵族。在记载中,经常可以看到某些诸侯在王畿里担任官职。殷纣王就曾以西伯、鄂侯和九侯担任自己的三公。 [9]即使是一些平民和家奴,一旦担任某项重要公职,也总会被封赐世袭的土地,跻身于贵族之列。 [10]这样看来,三代时期的两类公职,实际上总是重合在同一阶层上,他们都有全权统治某一特定区域的世袭权力,同时也可能受任帮助天子或诸侯,处理其家内、畿内、都内或全国性的事务。
在这种一身二任之态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只有后一类官职才有可能蕴育官僚的某些苗头,而难出现仅仅行使具体管理职能的官僚。况且,像夏商时期世序天地的重黎氏那样,少量畿内或全国性公务一旦稳定下来,通常都会遵循原始末期以来的习惯,而被某些在经验上或地位上占有优势的家族所垄断。 [11]从殷商时期沟通天人的卜、祝、巫、史的情况来看,这类公职的履行过程往往相当独立,甚至连天子也难以干预。 [12]应当说,三代公职人员的上述种种,正是等级君主或贵族政体的必然结果和典型表现。
就西周而言,逐层分封的结果是产生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类与大大小小领地的世袭统治权联系在一起的贵族等级序列。 [13]与夏、商时期相比,由于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确立和贯彻,天子与诸侯、封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已因宗族、亲戚纽带得到强化,其贵族等级序列也更森严了。随之而来的是,因畿内或全国性公务增多,帮助天子和大小诸侯处理各种事务的官职亦已增加,这些官职由各级贵族来担任的情况也进一步明显起来。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萌芽,正是在这些官职的具体状态,及其与卿士大夫的错综关系中体现出来的。
在晚近的许多著述中,西周俨然已有了一套完备的官职系统,登峰造极的便是那部著名的《周礼》。但正如大多数追述三代典章的文献那样,它们都不免把想象与实际夹杂在一起,迄今学界基本公认《周礼》所述虚实兼有,但对大量具体问题的认识仍难一致。 [14]这是因为金文及其他一些文献提到的官职名目虽然可靠,却过于琐碎,论者如不通过一定的联想推理,便难以把这一鳞半爪的联系贯穿起来。尤其是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参照后世制度进行联想和推理,以致他们笔下的周制不能不杂有后世制度的影子。因此,凡是全盘追述周制的著述,虽然在具体官职名目上还有一些比较确切的依据而无太大问题,但是在这些官职的具体属性、状态,包括其相互联系等方面,却一直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歧异。鉴于早期国家机器的原始、粗放,以及制度形态上无可克服的认识隔膜,那些过于精细的结论,一般说来都会离实际较远。换言之,由于三代的基本政治秩序刚刚从原始时期蜕变出来,还处于一种笼统而模糊的状态,人们把它描述得越系统、完备、严密,实际上也就越不可信。
这当然不是关上了研究大门,而是让我们在认识过程中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在此问题上的正确思路,是把西周的各种官职与其所掌具体事务联系考虑。因为只有当某些公务相对稳定下来以后,处理相应事务的官职才有可能出现并且具有较为明确的形态。相传皋陶说“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15]西晋荀勖说“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16]元人则说“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 [17]都是这个意思。从现有史料来看,西周时期是否已有大量公务分门别类稳定了下来,并已由各种相应的官职去分别处理?当时较为确定的官职是否已在全部官职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18]当时更多的情况似乎是虽有其事,相应设立的官职名目却并不稳定;或曾有其官,而其职事范围却变动无常;甚至往往是有其事而无其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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