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上下级行政控制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可以举出两种。一是行政指令关系,任何官僚得到统一任命也就承担了义务,贯彻执行上级政令即其基本义务。但对秦汉各行政部门来说,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而不是怎么做。就汉代的情况而言,各级机构和官员的政务处理过程有很大的自主空间,许多事务和场合是独立自主的。上级下达的指令通常限于最为必要的部分。对下级行政过程的干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被认为行事苛察有损“大体”。 [8]一项材料表明,西汉前期皇帝下达的“施行诏书”,从高帝到景帝末的65年中,总数不到60份。 [9]在皇帝之下处于最高层级的丞相,对诸卿及其他各部门行政过程通常也不或不能直接干预。 [10]可以认为,当时集权统治主要不是靠逐级逐层的行政指令关系维系的,更为重要的是另一种关系,即人事控制关系。
汉代各级长官固然只能以皇帝名义统一任免,对这些长官的具体管理却是逐层逐级负责的,至于协助长官决策理务的属吏班子,则全由长官辟署和管理。正是这种在集权原则下存留了较多分权因素的人事控制关系,保障了汉王朝的基本统治秩序。也就是说,尽管当时各行政部门常可各自为政,尽管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过程一般不直接干预,实际上也因为下级机关负责各类事务的属吏只对其长官负责而难以干预,上级仍可通过对下级长官任免、考核、监督、赏罚过程的极大影响和决定作用,对其行政过程实施虽不那么直接,却也十分有效的控制。而地位至尊的皇帝,也主要是通过对为数不多的宰相、近臣及重要行政长官的任免调遣,收到对全国行政如臂使指的统治效果。这样一种控制机制,确能予人其确实脱胎于三代逐级分封状态的深刻印象。
在此前提下,汉代各行政部门,尤其是并列的行政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和牵制的稀疏是不言而喻的。除并不经常发生的重大事务需要互相协调和牵制外,各行政部门的工作,很少由其他部门参与。这种自成体系的状态不仅在各地方行政机关,而且在朝廷处理各种专门事务的部门中也是如此。比如,除了统管举国司法事务的廷尉和主管首都治安的地方长官外,其余各卿都拥有独立的审判权,其下属部门往往还辖有一所监狱。 [11]又如太常所属有太医令丞,少府所属亦有太医令丞;太常所属有均官、都水长丞,少府所属也有都水、均官长丞,三辅所属又各有都水长丞。此外,治粟内史(大司农)的“又属官”中还有郡国“都水六十五官长丞”,水衡都尉的“又属官”中则有都水和甘泉都水长丞。 [12]这种大量出现的重复设置,显示了汉代朝廷各部门的各自为政和自成体系,使之在许多场合不必与其他部门协同。这也可见当时各种公文往来和文案处理,还不像后世那样纷繁复杂,令人应接不暇和头痛困扰;各部门具体处理这些事务的文案人员,也不像后世那样数倍增加而不敷其用。
在战国以来法治建设和法典编撰的基础上,秦汉王朝也有指导与调节各行政部门和官僚日常工作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律。出土的秦汉法律简牍表明其比之战国大有发展, [13]但若与后世相较则还处于初级阶段。西汉人称“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 [14]至于汉初,则与民休息,政尚无为,又“网漏吞舟之鱼”,然张家山出土之《二年律令》表明其大抵还是继承了秦法而有所变化。 [15]自后逐渐增益,至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16]可见除刘邦入关约法三章这类特定时期的特定举措外,在时人渲染的秦汉法律之繁背后,实际仍留下了大片空白和便于奸吏高下其手的罅漏。一般认为,当时大量行政行为和关系,仍是由并不载入成文法典,却经常在行政过程中起重要指导作用的习惯和故事,更重要的是由那些并不限于行政领域的人际关系传统来加以调节的。也正是这些内容,占了通常由专家编辑、皇帝批准颁布的成文法的很大比重。尽管如此,在战国至明清成文法主干“律”的系统中,专门针对行政行为的职制篇,却要到魏晋时期才独立出来,至隋唐方趋于成熟。 [17]这个现象恰好说明秦汉百官职司规范较之魏晋以来毕竟仍属初创,纳入律令的各种行政关系显然远不如各种私人性关系盛行而发达。
总之,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秦汉王朝的行政体制,虽已基本完成了战国以来对三代贵族政体的否定,尤其是完成了适应大一统王朝体制的许多转折,包括汉代对秦制的大量调整,但在整部中国行政制度史上,却仍然处在诸制草创的时期。相比之下成熟得多也严密、精致得多的,是公元6~9世纪隋唐王朝的行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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