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唐代方伎之途的主体部分而言,由之登进者首先就被局限在技术官吏的范围内了,其目的就是要选拔专业技术官吏。自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政治指导思想,又经魏晋以来士族政治及其相关观念的熏育以后,方伎术数之人被官场所卑的地位已成定局。服事于官府的大量技术人员,实际是被一系列制度强制服役的,尽管其强制性不断减弱,平民被选或被雇官府执事的情形也在增多,某些君主则喜拔擢所宠方伎术数者任高官要官,但总的来说这些人员仍须升转为吏再登进为官,又被限制于专业技术部门,原则上升至本署令而止。 [70]故伎术之途因技术官吏编制不少, [71]其规模亦应相对稳定,但其性质实与吏道相仿,由此晋升为官者的官场前景则更为狭窄。
军功、门荫和方伎,正是唐代除科举和吏道之外的三个最为集中的官员来源。综上所述,这三条仕途经隋及初唐调整以后占最大份额的部分,即仅获勋级的普通士卒、低官荫子和一般伎术者,其登进过程都具有积累年劳以取得预选资格的特点,是与吏道大致相同的。而普通获勋者、低官子弟和一般伎术者所执之役如亲事、帐内、斋郎、门事、执刀、医师、乐工之类——与各种吏职在性质上也基本一致。 [72]此外,按唐代法令,普通获勋者和低官子弟既可以通过执役积考辗转登进,也可以直接选择另一条道路,即在本地担任县录事、仓督、市令、佐史,或赴京参加流外吏员的统一考选。 [73]这种规定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其所执之役与各种吏职法律地位一致。执役与任吏既然相通,在其积累年劳而预选入仕时,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与吏道出身者同样的限制。因此,在武周神功元年(697)下达的限制吏道出身者担任重要职务和高级官僚的法令中,同时也包括了方伎之士及执役(或纳赀代替)登进的获勋者和低官子弟。 [74]也就是说,当时由军功、门荫和方伎之途登进的全部官员中,多数与吏道出身者一样,被滞留在一般低官的行列中了。
综上所述,经魏晋南北朝转折和隋及初唐的总结、定型后,整套仕途结构呈现下列形态。
长官辟署制的作用,已被限制在选拔各地小吏和出使大臣的临时性僚属的范围内。沿袭察举制而来的科举制虽已更为系统和完善,所选拔的官员数量却未大幅增长,其重要地位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极度推崇,以及由此登进之人在高级和重要文官中的较大比重而体现出来的。在作用如此下沉和上浮的辟署与科举之间,汉代以来的吏道已显著扩大,补充着大量重要吏员和一般中低级官员。与此相应,其余那些规模较为稳定的仕途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和分化:学校之途大致已被归并于科举制充其阶梯;军功、门荫、方伎三途,除功绩、才艺、机缘兼具者和部分官贵子弟可从优被擢为官,并像科举出身者那样担任重要职务外,大都采取了类于吏道的执役积考登进之法,因而也与吏道一起构成了各种重要吏员和一般中低级官员的来源。
这是一套围绕不同官吏的选拔,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不同身份者的入仕过程来组合的仕途结构。其中选拔流内官员的各种仕途,已经呈现了分别以科举和吏道为核心,分为相对而言较受重视的“正途”和为人所轻的“杂途”两大类别的趋势。 [75]
(1) 见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文书《散序》《谢恩》《期集》《点检文书》《过堂》《关试》《
名》《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第2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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