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职满规定期限的前提下,凡被考为称职应予升迁的官员,其出身仕途及以往职务的性质,便是其具体可转至何种级别和职务的重要条件。如成化四年(1468)规定:“中书舍人九年考满称职,系进士、举人出身者升员外郎,监生出身者升主事,乞恩报效出身者升寺副等官。”其中,官员以往职务的繁简类别也甚重要。像弘治二年(1489)奏准:各地有司官九年考满,“事繁历俸日多者升二级,事简历俸日少者升一级”。从中可以看出年头条件与其他条件的关系。事实上,在明初考核制度尚未健全时,一度“全论历俸深浅转升”,即完全按官员任职年头的长短来决定其转迁,至洪熙以后方有所变化。 [164]但这种做法从未取消,除上引弘治二年奏准外,有明一代,凡“京官三年、六年考满,俱不停俸”;凡两京所正、所副、所丞、大使、副使、司狱、杂职期满者,“例不考核,查俸明白,引奏复职”。便是显例。
至于考绩在决定官员升降时的作用,明代与唐相类而更犯难。由于集权程度进一步加深,官僚权责更加晦暗笼统,考辞“含糊浮泛”、流于形式的情况,也就更为普遍。至于基本没有奖优而仅有罚劣意义的考察,后又沦为各派官员互相攻讦的工具而纷纭不已, [165]万历后期政争尤烈,考察奏疏甚至被“留中不报”。 [166]凡此皆削弱了考绩在官员例行转迁时的作用,相形之下则突出了年劳和履历的作用。在考绩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当官员考满停职、等候重新任用时,无论升降均须据其任职年头和停职时间长短依次排队。因此,除京察和大计对极少数官员的淘汰外,明代官员考满例行转迁的条件,仍贯彻了唐循资格的基本原则,无非是技术性细节更加完善一些罢了。
不待考满即行转迁的“推升”,往往用于高官要官的补用。由之获升者多先“署”职,待积满规定年头后再行实授。除不以三年、六年、九年考满为前提,并采取会议推举、大臣面试和指定范围优中选优等多种选用办法外,在论资排辈的原则下,推升之法仍与考满例行转迁完全一致。如嘉靖六年(1527)“令今后参政、副使缺,查参议、佥事内有资望稍深、地里相近者,酌量相兼升补”。嘉靖三十一年(1552)规定,凡沿边分守、分巡、兵备、管粮等道及知府“有裨益边方者,三年以上,参政、参议径转布政、参政,副使、佥事径转按察使、副使,知府径转参政。其任浅者,两司互转;知府升副使”。再如隆庆前后,各部司郎中、六科都给事中和都察院“年深御史”的推升,一度“但挨资次,定为岁例升转”。再如万历二年(1574)“令吏部将科道官量其才力资俸,内外一体升转”;同年又定知府任满九年者,可被推升为布政使或按察使,“不及九年,升参政、副使”。 [167]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推升必须“论俸”“挨次”的实质。同时,推升既然不须考满,也不论考绩,因而有关规定中“才力”之类的条件,也就要比考满例行转迁中的考等更显得浮泛和纷纭。正其如此,清代便索性在各种高官要职的选任过程中,广泛采取了“开列题请”或“开列引见”的办法。即当有关官职出缺时,先由吏部从符合规定履历和年资的官员中“论俸”,取资历最深者若干人奏上,再由皇帝亲自敲定人选。 [168]
此外,明代的考选在以考试环节强调才能条件的同时,也已处于法定资历年劳的限制之下了。如科道官,成化以后一般只从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中考选,或另加特殊规定。像弘治十八年(1505),“令举人出身教官,历俸六年以上,有才行出众者,取选科道等官”。隆庆四年(1570)又规定,“取历俸将及三年中书舍人,并已及三年博士、助教等官及各部员外郎、主事改选(科道官)”。 [169]至于“佐铨法之不及,而分吏部之权”的保举,除明初盛行时确曾发挥过破格用人的积极作用外,此后也随资格之风的日益炽烈而趋于萎缩了。 [170]
总之,从明清官员转迁的履历条件来看,“历职年久”“资俸相应”,无疑是两个最为重要和明确的因素,两者不仅渗透到其他各种任用条件尤其是资格要求中,在某种意义上也主宰了当时各种官员的转迁过程。应当说,这种在以往停年格和循资格轨道上不断发展起来的任用条件,一方面体现了官员任职的履历资格确实是一个综合指标,讲求资历是有其行政合理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专制集权官僚政体在任用上形成的某种合力,使讲求资历的过程不断呈现背弃“为官择人”准则的趋向。
为保证官员正常履行职责,防止其徇私枉法,也由于家族关系及与之相连的家乡因素对政治过程有着重要影响,历代都有一些按官员亲属关系和籍贯来限制其任职地域和部门的做法。这些做法或表现为笼统的惯例,或表现为较为明确的制度,时松时紧,或宽或狭。从秦汉到明清的总体情况来看,所呈现的是从个别、零碎到比较普遍和统一,相关限制也逐渐变得更为合理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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