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为官的品行要求看起来与汉代多有相类,但实际已有较大变化。曹魏始行的九品中正制重在才行鉴定,但要让大小中正官及主管其事的司徒府把全部士人的品行才干分为九等又恰如其分,困难和问题太大太多了。更何况,汉以来乡举里选内蕴的趋势和独尊儒术带来的政治社会变迁,已使各地形成了一批有其特定崇尚和门风的大姓望族,实际已构成了朝野上下的主导力量。故西晋以来,不仅州郡中正多入其手,才行评鉴也往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由此沦为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工具。 [96]在此前提下,品行高低已与身份门第空前紧密地纠结缠绕,直接影响官员任用和升迁,品行鉴定中最被看重的则是士林清议,其结果亦为法律所确认,而清议中最为严重的名目是“赃污淫盗”,这几乎涵盖了贪赃枉法等所有情节恶劣的法律罪名和道德污秽,士人一旦玷此,即终身不齿,甚至经赦不原。 [97]
至于以惩处犯罪的形式实施的做官限制,则轻重不等。文献中有士人挪用公款被禁锢终身,蓄妓被禁锢十年的处罚。 [98]此外较为突出的是对“刑家”“盗门”的禁锢,大致凡遭严重刑事处分者,皆被注入专籍,与其他被视为贱类的商贩、皂隶、奴客、役门一样禁止做官,甚至“同籍合门不仕”。 [99]这类措置,自然也是与当时强调家族血缘的风气分不开的。另须注意的是,魏晋以来浊官吏职日趋卑微,品行要求上与清流士人也拉开了距离。所谓清议其实仅适用于士流,其品行要求远比常人严厉;而一般性犯罪惩处时,对寒门庶人也要严于士人。 [100]是为此期士庶鸿沟在同类道德和法律问题上标准不同的又一体现。
隋唐时期,承南北朝以来士族集团衰落、集权程度加深的趋势,朝廷开始确立自己在判定士大夫品行操守方面的主导地位。当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仅靠乡里舆论,或让夹杂了阶层圈子等诸多因素的“清议”来鉴定人们的品行,既不可能也不足取。由官方把本来难以细致分割的品行划成很多等级,再依此展开任用,以往的九品中正制已多失败的记录。而不讲伦理道德,完全按华章美辞和经典记诵来选官取士,亦徒乱世道人心而非擢贤之道。 [101]看来相对合适的做法,莫过于以本来就包含着家族伦理准则的法律为依据,以是否触犯有关律令作为官僚的品行底线,从而既使衡量鉴别明确易行,也保证了朝廷在选才取士这一大政要务上的主动权。尽管初唐以来在这些问题上仍不无犹豫, [102]但大体上还是依此方向发展的,官僚选任的品行限制自此已从较大程度倚重乡曲舆论、士林清议的状态,转到了主要以律令来规定和约束的方向上。
就唐律条文来看,“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的“十恶”罪,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总结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危害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罪名罚则。 [103]如不孝一款,即指告讦、诅骂祖父母、父母,或对之“供养有缺”;祖父母、父母尚在而“别籍异财”,或其去世而不及时举哀发丧;在法定丧期内歌舞、作乐、婚娶、释服等。凡犯“十恶”罪,除按情节须分别处以斩、绞、徒、流等相应刑罚外,若为官员,则即使逢大赦亦须“除名”。唐律中专设“除名”“免官”之条,即在依罪惩处的同时,还要剥夺其官员身份或免去其所任官职,故可将此视为朝廷确认的官员品行底线。须除名的除犯“十恶”罪外,还包括故意杀人、反逆缘坐和在监守内犯奸、盗、略人及受财枉法,以及杂犯死罪者。 [104]须免官的包括犯奸、盗、略人及受财不枉法,犯流、徒罪及狱成逃走,以及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 [105]其特点如下:一是这些罪名多属干犯家族伦理和忠孝准则,具有鲜明的道德审判和品行否定色彩;二是除名、免官皆开有“自新”之门,允许犯官在六年或三年之后再度为官任职;三是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还有其他律条和法令为之补充或与之相辅而行。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