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丞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各种职权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便是“典天下诛讨赐夺”。 [32]纠劾各地各部门不法官僚尤其是高要官员,乃是其分内之事, [33]同时也有举用百官,以“四科”课第僚属出为御史、博士、畿辅县令之责。 [34]诸卿如太常可“选试”其所属博士“奏其能否”,又得实际决定博士之课第及升迁;光禄勋对其所领郎官、从官,亦须“考其德行而进退之”,且须举“四行”为朝廷擢贤。 [35]同样,太守是朝廷派驻各郡的最高长官,也须在“劝农振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的同时,“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 [36]县令、长也与之相类,“显善劝义,禁奸罚恶”是其本职;甚至连乡有秩、啬夫,也担负着“知民善恶”的责任。 [37]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时的行政监督不仅在整个监察体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下列两项。
一是在大量可能被采取的行政监督方式中,各级长官也像皇帝所做的那样,或遣使,或亲自视察下属为政之况。如丞相便须“以四时行园”,即按季视察皇家陵园; [38]又须“月一行屯卫”,即每月视察宫门禁卫之况。 [39]此外,丞相也常差遣相府僚属外出监督或刺察有关事务。 [40]分管全国专门政务的诸卿的视察,则可以举出“太常月一行”陵县, [41]“卫尉巡行宫中”, [42]廷尉遣从史至北地郡监领直属本部门的牧场, [43]大司农遣部丞督理盐铁、均输等事例。(2)
地方长官在这方面要比朝廷各部门官员更为活跃。汉代郡守为治,常广设耳目,刺察郡情,或遣掾史外出按事, [44]自己也常出巡各县。史载郡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 [45]在有关记载中,郡守春季“行县”固须“劝民农桑,振救乏绝”,却也寓有监察意味,可纠捕豪强和不法官吏。 [46]至于郡守秋冬遣通晓文法之吏出讯刑狱,无论是平反宽大,还是深文罗织,都负有监察各县司法情况的责任。 [47]县的情况记载较少,但大体也应与郡相同。除县令亲自或随时遣吏办理、案验有关事务外, [48]多是在春夏、秋冬分别以“劝农掾”和“制度掾”出督各乡。 [49]
二是各级长官的僚佐中,均有专门辅助长官监督下属及同僚履职的佐官和属吏,为汉代整个上下级监督系统的关键部分。像总理国政的丞相府中,除前已述丞相长史和司直“职无不监”外,东曹和西曹亦在分别掌管郡国二千石和府内掾属令史人事管理的同时,对之负有一定监察职责。而诸卿僚佐中,如太常有丞一人,“总署”府内诸曹之事,又须“举庙中非法者”。 [50]光禄勋设有主簿, [51]而各地各部门长官府中的主簿与功曹皆有监督府内事务之责; [52]又设有协助其监督所属郎官的“南北庐主事、三署主事”。 [53]各地如郡守有丞,总署文书;其府僚中除以主管人事和监督府内的功曹外,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又有督邮,分部监察各县官吏。县令亦有丞一人,“署文书,典知仓狱”;府僚除功曹主纲纪外,还有廷掾,“监乡五部”,与郡督邮相类。 [54]
汉代的这些起着特定监督作用的长官僚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朝廷任命的长史、丞等佐官,其既分管特定事务,又协助长官督理政务,与长官共署诸曹文书,故对下属负有监督之责。但因当时长官权力较大,佐官地位与之差距甚远,其监督效果往往取决于长官的信任程度,否则就难以切实发挥作用。 [55]相比之下,另一类即长官所辟主管人事的功曹、主管阁下办公部门的主簿,以及直接从事监督事务的五官掾、督邮等僚属,由于其基本上由长官全权任免,信之则用,不信则去,在位执事的前提是长官信赖,其监督府中同僚和长官下属的作用往往要比佐官更为突出和有效。 [56]这也是汉代上下级行政监督的一大特色。
综观秦汉的监察系统,行政系统自身的上下级监督无疑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秦以来以御史大夫为纲,由处于内廷的御史中丞、侍御史,居于御史大夫府的御史丞、御史和出监各郡国的监御史,初步构成了一套直属皇帝的监察官系统。在此基础上,经汉初和武帝以来的调整,御史大夫及分掌内、外执法监察的御史中丞、侍御史和御史丞、御史,呈现了近侍功能消退而监察之责强化的趋势;源于监御史的十三州部刺史、现已频繁派遣的临时使节和新创的司隶校尉、丞相司直等官,又显著强化了对京师和各郡国长官的监察。这两个部分加上既定行政系统的上下级监督,其体系构成可见图5-2。到东汉,随着太尉、司徒、司空三司体制确立,原丞相、御史大夫及其府内的司直、御史皆被撤销,御史中丞及诸侍御史构成了专掌监察的御史台,司隶校尉、刺史和随机派遣各地巡察的使节则主要刺察京畿和各地不法,其况仍是西汉相关趋势的延伸,也进一步适应了大一统王朝和专制集权官僚政体的监察需要。
图5-2 西汉监察系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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