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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考核与监察的演变

除以御史台为代表的专门监察机构外,行政上下级监督也已明显加强了。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尚书台职能的扩展上。如前所述,自东汉后期“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台在行政监督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然而东汉末年只有五六个曹署的尚书台,到魏晋很快便发展成了统有二三十个曹署的尚书省, [23]这本身就强烈地表明了由之实施的行政监督的空前广度和深度。再者,建制庞大而严密的尚书省,固然由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崛起而已要统会众务,却仍保持了直属皇帝参与最高决策的地位。也就是说,与汉代丞相和三司的监督不同,此时尚书省展开的行政监督仍然是在代皇帝“执法”。因而魏晋以来尚书令、仆射不仅总领政务,位望愈趋尊显,而且也被朝野公认为是上应星象的最高执法官。 [24]其职责中则前所未有地包括了弹劾御史台应纠不纠或所纠不当的内容。 [25]西晋以来御史台与尚书省互相监察的地位和关系,一度处于纷纭之中, [26]到南北朝,由尚书左仆射和左丞兼掌执法弹劾的规定已得明确,尚书省广泛监督包括御史台官僚在内的各种违法失职者的地位再无异议。正由于尚书省具有明确的监督功能,在魏晋以来强藩林立的严峻形势下,皇帝也常随时权置一个性质类于尚书省而规模较小的“行台”(或称“行台省”),用以外出就近管辖和监督某些重要地区或重大军政活动。 [27]

由上可知,在魏晋以来考核陷于困境时,监察的方方面面虽亦受到多种制约,却仍通过一系列变化发挥了相对切实的作用。就其总的背景而言,当时的整套行政体制,正在错综动荡的表象之下,按进一步集权的方向经历极其深刻的变化。以尚书省为总枢纽,且得中书、门下省有力协助的皇帝,已把自己的控制分门别类地贯穿到以往无法达到的领域。以之为主导,整套行政建制变得条块错综,官员和机构的行政独立性大为减弱,上下左右的行政关系日趋复杂,空前频繁而对口贯彻的行政指令,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和牵制,开始成为行政过程的基本特点。从官僚控制的角度看,这些都意味着各地各部门长官原来比较完整的权力,已被反复切割而趋破碎;意味着皇帝对百官、朝廷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已日益渗透至具体行政过程。要而言之,此期考核和监察制度一颓一振的发展态势,实际上是新旧官僚控制格局转换的过渡现象,魏晋以来的集权化进程,正在导向委任责成的体制精神和控制原则的终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制度的诸多乱象背后,是公卿体制向三省体制发展变迁的大势,与之相应,在上面所述考核和监察一消一长的背后,也潜藏着一些深刻的变化。

在考核领域,三省制所代表的上下左右行政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往长官主导、功绩至上的简要,正在向诸司和相关官僚间不断协同、牵制的细密转化。在官僚权力被反复切割,其责任不能不趋于含混的前提下,功绩标准开始被淡化。以魏晋制定的考核新制来说,曹魏明帝时刘劭制定的都官考课法,要点是“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至于公卿大臣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可见这个多达72条的章程不仅“可谓至密”,而且突出了行能标准在考核中的重要性,故时人喻其为重新捡起了“令上下相司”的京房考课法的本旨。 [28]此后,王昶撰集的考核办法中,透露了把全国官职分为许多类型,各定一套标准加以考核的倾向。刘劭考课法中“公卿及内职大臣率皆考之”的用意,在王昶的办法中得到了贯彻。据其片断记载,内职大臣如尚书、侍中,已被定为一类,公卿中诸卿又是一类,各有五个事项的考核标准,其中占有较大比重的,是其具体行政过程是否顾全大局,公清勤慎。 [29]晋代杜预的考核方案也汲取了王昶的设想, [30]在扬弃刘劭之法的基础上“去繁就简”,但与汉法相比,这个“委任达官,各考所统”,每年一考,六考黜陟,积优者升进,累劣者降免的方案,已夹杂了荐举、行能、名望等多重因素。其判别官僚孰为劣、孰为优的过程,已很难再以明确和便于衡量比较的功绩为据,而是须按官职的不同性质和职务难易来“准量轻重,微加降杀”,故其考核过程也就不能不与士林的“风声”“清议”和监察部门的弹纠,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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