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政治体制上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把各机构及其官职分为北面和南面两大类。北面官与契丹早期制度一脉相承,“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除属国官参用部分其他少数民族“酋长”外,皆由契丹人担任。其中,分别由“皇族(耶律氏)四帐”和“国舅(遥辇氏)五帐”垄断的北、南宰相府,其不只职掌契丹之事,而且是作为直接辅佐皇帝总理举国要政的中枢机构。北面官系统的北、南枢密院等,其实权和地位也远在南面官系统的汉人枢密院等机构之上。南面官仿唐制组织,设于辽占燕云十六州之后,“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多由汉人担任,但某些重要职务也参用契丹人。 [210]这种本族和他族分官而治的做法,其源可以上溯到十六国北朝, [211]而辽则做得较为系统和自觉。其中既有其合理性,又寓有对他族任职的限制,且定出了明确的界限。
与元朝的族属等级制度相比,辽的做法又显得温和多了。尽管户籍和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但自元世祖忽必烈起,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具有不同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的确是明显的事实。蒙古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其他各种社会生活中,都以征服者自居,享有最高地位。稍次为色目人,大体包括西夏、回回及西域各族,虽处蒙古人之下,却可以与之分享某些特权,地位明显在汉人之上。受奴役被歧视的是“汉人”和“南人”,两者分别指原金朝治下的汉、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和原南宋境内的各族居民,其中又以被征服时间最晚,反抗也最激烈的南人地位最低。 [212]
具体如科举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只能在参加会试的定额中占半数,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75名;同是科举考试,蒙古人、色目人试题较简易,而且可以比汉人、南人少试一场;同是御试对策,蒙古人、色目人只需500字以上,而汉人、南人则限1000字以上;同是科举及第,蒙古人、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者,又可以加一等授官。 [213]尤其在各种具体官职的授受亦即权力的分配上,更是族等森严,禁限重重。
第一,自世祖定制后,各重要机构的最高长官一般限用蒙古人,要职亦多为蒙古人所垄断。研究表明,在当时总辖国政的中书省中,除中书令例由皇太子兼任外,左、右丞相之职,终元之世仅3人非蒙古人。 [214]第二,南人一般不得担任高级职务,而各重要机构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宿卫部门等,成宗以来也例不用南人,甚则明令禁止。人称:“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 [215]到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虽迫于起义蜂起的形势而“依世祖旧制”,允许省、部、台、院参用南人,但仍被限制在一般低职的范围内。 [216]第三,色目人、汉人任职时,其地位又迥然不同,前者占有明显优势,后者则处处受限。像总执地方各路、府、州、县之权的达鲁花赤一职,虽在制度上限任蒙古人,但实际上往往也参用色目人,而汉人则明令禁止。 [217]再如成宗时规定:各道肃政廉访使必先择蒙古人,其次择色目贵族,再次才参用一般色目人和汉人。 [218]而那些事关军机的官职,更与汉人无缘。即使有极少数汉人进入中书省等部门任平章政事、参知政事这类被视为“宰辅”的职务,也往往不得预闻军机之事。 [219]不难看出,元朝的这种做法,是以确保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又联同色目人压制汉人和南人为核心内容的,但其实际上丝毫无助于元朝延长国祚,反而构成了导致其政局动荡不安乃至灭亡的要因。
相对而言,少数民族所建王朝在任用族属限制上做得较为完善而合理的,应推清朝的满、蒙、汉缺制度。这个制度显然与女真人所建金朝的某些措施存在着渊源关系,甚至也可以在元朝找到类似痕迹, [220]但其用心之深刻,设计之严密,贯彻之彻底全面,已今非昔比。其主要内容是在保障满人的统治地位,适当优待入关前即已结盟或服从满人的蒙古人和汉军(汉八旗成员),又较充分地接纳一般汉人参政的原则下,把内外大量正规官职分为满缺(含宗室缺及专为满人家奴所设的包衣缺)、蒙古缺、汉军缺和汉缺四大类分别授受。除一小部分专限满、蒙、汉军担任的缺分外,其余京师和各直省地方衙门的大量缺分,又可用一套周密的递补和限制措施来调节。其简况可见表4-1。
表4-1 清代缺分限制及递补概况
从中不难看出,汉人在各种递补措施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但与前述辽、元之制相比,汉人的政治地位因各种汉缺的设立有了较大提高和保障。特别是在内阁、六部等在京重要机构中,虽然司一级负责官员的编制通常是满缺多于汉缺,但其长官却是满汉各若干人。具体情况见表4-2。
表4-2 清代内阁、六部主要官职编制
▼表4-2 清代内阁、六部主要官职编制-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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